4月12日，2018～2019音乐财经行业大奖公布，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产业组织之一开功（Split Works）创立并举办了四年的混凝草音乐节，获得“年度中小型音乐节奖”。
在中国音乐节一度井喷又归于理性之后，混凝草音乐节成长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音乐节，主办方开功以向中国引进世界高质量的音乐而闻名。这12年来，他们累计将数千位艺术家带到中国各个城市，举办了数百场巡演。
“我们在中国做演出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了。”回忆起这些年，开功创始人马克思（Archie Hamilton）笑着说。
他回想起2006年，来自英国的另类摇滚乐队Maximo Park第一次来中国，整个过程有多么曲折艰难。当时的上海几乎没有合适的演出场地，马克思到处打听、勘察，跑遍整个上海。最后在外滩边上一幢历史建筑的四楼，发现了一个“老旧又有点诡异美感”，类似夜店的地方。
那里如同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厅，灯光昏暗，所有的消防通道都堆满了老家具，唯一的安全出口处堆满垃圾。马克思到阳台上试着跳了一下，“地板像弹簧一样上下晃动”。严格说，这里不符合现代演出场地的需求。但马克思仍然迅速跟对方签下演出协议，提出方案，反复敲定演出的细节与合同条款，每一次对方都许诺“没问题”。遗憾的是，距离乐队来中国不到一个月，对方无原因退出了。
幸运的是，上海一家彼时尚未营业的livehouse听闻这场演出，决定为演出提前开幕。这个名叫4Live的演出场所虽然运营时间不长，但对上海livehouse市场却影响深远。
12月9日，演出开场，门票全部售罄。“在这之前，从没有人把外国乐队带来过这种大小的场地。”马克思说，这就是开功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
这12年对他而言，是坎坷而意义非凡的。他记得的不仅是他们邀请到音速青年（Sonic Youth）、米卡（Mika）、史蒂夫·青木（Steve Aoki）、迪波洛（Diplo）等著名音乐人来到中国，更记得那些冷场的片段，甚至是舞台起火、双台风袭击这样的危急时刻。
12年过去，开功已经成长为一家专注于引进国外音乐的公司，在北京和上海都设有办事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戴子文（Nathaniel Davis）最初选择来到中国，就是想为中国的音乐创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
凡是中国音乐现场这些年出现的顶尖、新潮、另类音乐演出，都有开功在船头引航的身影。他们不但在一线城市培育起一帮热爱现场音乐的年轻一代，也将触角延伸到二三线城市，让中国的现场音乐有了国际的姿态。
马克思对音乐有极强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十多年前，他曾联系上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歌手，对方提出来的演出价格也很合适，但被赞助商否决了，成为他的遗憾。这位歌手，就是后来拿遍格莱美奖而爆红的蕾哈娜。
当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2009年，美国电子乐队猫头鹰之城（Owl City）还未走红，马克思对他们的音乐并不感兴趣，加上公司当时运营困难，最终以4000多元的低价签下他们在中国的三场演出。“他们自己还承担了所有的开销。”说起目前为止最划算的一次合作，马克思笑言，仍不明白这支乐队是如何火起来的，“但演出现场的火爆绝对是创纪录的。”
很多人问过马克思为什么要到中国做音乐，他最想做什么？2008年，他用一场“爱噪音”的中国乐队巡演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挑选了8位年轻的中国乐队成员，开着一辆大巴，历时14天行驶6000公里，将音乐带到五座城市。这场探索中国独立音乐现场的巡演，因为与匡威的合作，成为中国品牌广告史上的典范。
“到今天，它还经常作为案例被引用。我们的开创性不仅仅在于大胆的创意，更重要的是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时机也正好。”马克思说，当时，中国独立音乐正处于爆发的临界点。他们还制作了一部艺术又前沿的纪录片，“拍下长线巡演的痛苦和演出现场的高潮瞬间。”
他曾以为，“爱噪音”可以让开功更顺畅地走上独立音乐这条路，可是，2009年恰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亦被波及。他们遭遇了最大的坎坷，没钱也没客户，几乎撑不下去，“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像进入了隧道。”
他们只能接手那些有国外政府资助的音乐人演出，才能活下去。直到2010年，美国民谣音乐人Andrew Bird的亚洲巡演项目谈妥，这个成功而庞大的演出项目让他们喘了一口气。
“从东京到北京，每个场地都挤满了观众。这场巡演赚到的钱，够我们维持好几个月。”马克思还记得，一月正是北京寒冬最冷的时刻。在愚公移山酷似神秘仓库的门口，聚集了上千位乐迷。那一刻，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热烈得山呼海啸。马克思似乎看到了黑暗中闪现的光芒。
最低谷时，马克思这个留着大胡子的英国人意识到，他是“老外”，一个暂住中国的外来者。但恰是这样的身份，能让他始终以国际音乐的视野和经验来关注中国音乐产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去年，北京老牌livehouse愚公移山宣告关闭，令马克思深感遗憾。好消息是，像太合音乐这样的大公司，开始着力打造中国音乐现场，深耕“独立”领域。
“去年，太合音乐集团宣布打造‘独立音乐联合体’，这个计划几乎涵盖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所有独立音乐厂牌以及近600组独立音乐人。当一家大公司拿出这样的手笔，中国独立音乐的前景会是什么样？”马克思认为，太合音乐是他所能想到的中国大公司里，在音乐产业上的贡献最为卓越的，“他们在20年里不间断地为音乐产业出资出力。许多知名的音乐高管都出身太合，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服务方案，覆盖了票务、演出、音乐节、在线播放、厂牌以及经纪等方方面面，是当之无愧的属于中国一代人的音乐企业。”
在中国12年，他眼见着中国独立音乐从“地下”的初始状态一步步发展壮大，今天，中国每年有10万首左右新歌创作出炉，市场可谓庞大。
“太合音乐的‘独立音乐联合体’计划，为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艺术家打造了一座避风港。”马克思说，去年中国音乐产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腾讯音乐上市，但他认为，“上市游戏似乎常常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来推动短期思维，体量加大了，但是缺乏更深的思考。这是否有益于音乐行业的长期发展？而许多正在被签约的艺术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力的长期价值，而将它低价出售了。”
这些年，马克思每年都会写下一篇关于中国音乐行业的深入观察，思考中国音乐产业在急速变化中的发展、经验与问题。他的很多思考和洞见，都成为业内人士前进与反思的参照。
专访马克思：
音乐流媒体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激化
第一财经：去年，腾讯音乐上市和网易云音乐融资6亿美元，都成为业内大事件。有人认为，2019年中国音乐流媒体将有颠覆性变化，你怎么看？
马克思：与中国的音乐产业非常相似，这场流媒体革命是基于大规模资金支持的竞标。流媒体巨头正在买“独家”、扩充曲库，但这更像是为迎合大市场编的故事，而不是真正长期的策略。如今腾讯音乐上市了，他们是否还会继续为国际内容花大价钱值得关注。
就我所知，虾米音乐（阿里巴巴）已经终止了与国际三大流媒体巨头其中两家的授权合作；太合音乐为百度音乐拿到了Orchard音乐资源的独家许可，但这并没有为百度音乐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在谈及流媒体的时候没有人提到百度音乐，尽管从用户体验上来说他们的服务还是挺不错的。
目前来看，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两家公司，而一旦我们能选择的对象只剩下一两个，那么厂牌（当然还有艺术家们）收到的回报极大可能将会减少。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观望中国的流媒体是否能使用户从免费享受服务逐步转换为付费获取服务。这一点，Spotify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做得非常成功。
第一财经：在全球各大在线音乐平台中，腾讯音乐是少有实现盈利的。但你却指出腾讯音乐正在“远离音乐传递”，更像是一家视频直播公司。类似Spotify和腾讯音乐这样的平台，靠版权盈利的难度有多大？
马克思：通过在线播放来赚钱的盈利模式还有待验证。就我所知，现如今还没有任何一方服务商成功实现这一模式。
Spotify仍在大量亏损，因此产生了上市的需求，但我们仍无法断言这究竟能不能实现。西方市场面临的问题是，各厂牌总要求大量的预付资金。他们正在迫使Spotify脱离原来那种靠广告支持的免费商业模式，这在我看来是个很糟糕的点子。
大多数Spotify的初始用户从免费的模式开始用起，然后为更为便利的服务付费——你只能通过付费订购会员来获得移动端服务、缓存以及屏蔽广告的功能。
免费商业模式驱使很大一部分人远离盗版，给了唱片业新的希望。但对厂牌来说，为了追逐更高利润，理所当然地想要叫停这一模式。在用户渗透率还是很低的情况下，与其阻止人们去尝试Spotify，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扩大市场规模、最大程度转化用户群体上。
Spotify上市后，我担心他们极有可能提高会员订购费用来让股东满意。消费者对价格是十分敏感的，一旦这费用超出了一定限度，人们将会重回盗版的怀抱。
第一财经：你是否认为现场演出才是音乐产业真正的盈利支柱？
马克思：现场演出和音乐节一直以来都是我所说的“中国音乐产业1.0”的核心部分。在过去十年间，所有的增长都体现在巡演、livehouse的发展以及音乐节的数量上。
只要一个行业看着有利可图，资金与竞争会从四面八方涌入。音乐节及livehouse产业也难逃此劫。2005到2015年间，无论是我们开功，还是迷笛音乐学校、MAOLivehouse、愚公移山、育音堂、摩登天空、STD、D22/兵马司等等，都致力于建造一个现场、巡演及音乐节的市场。
这曾是个十分友好互助的市场，没多少资金注入，但对艺术家和早年的厂牌的发展十分有帮助。
第一财经：前两年中国音乐节井喷，但因为阵容雷同和制作成本高昂，一部分品牌在竞争中消失，只有20%左右的音乐节能盈利。你怎么看中国音乐节的未来空间？跟国外的音乐节相比，该如何开发出健康的盈利模式？
马克思：2015年左右，电音节成了热点话题，摩登天空的草莓音乐节成为主流现象。在那个时间点，每年都会冒出上百个音乐节，它们中的大多数没有任何特性或竞争优势。因为需求过剩，供应短缺，音乐节成本飞快增长。每年，艺人、场地、安保及供应商的费用都要翻番。光是2017年，我估计上海就有80多个音乐节。到今年，上海能留下10个音乐节吗？几乎全军覆没了，消费者都心灰意冷了。太多的噪音，太多的噩梦体验，太高的消费水准。
当然，一些音乐节品牌将会安然无恙。我希望混凝草音乐节是其中一个。但是亲眼看着我钟爱的这一产业毁于贪婪及短见，是一场悲剧。
我对长期发展的看法？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我希望在接下来的12到24个月之间能完成一些合并，然后一些最初的投资者能够再次为这一市场注资。十年间，演出及音乐节市场的庞大增长，培养了许多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节粉丝。我由衷希望音乐节和现场演出能成为中国未来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对中国音乐产业2019年的发展，你认为会有哪些趋势？对资本而言，音乐产业是风口还是泡沫？
马克思：中国的音乐产业有着极大的潜力，就像其他任何一个中国的产业一样。音乐流媒体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激化，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合并，让每个人感到振奋的新鲜事物将会浮上台面。这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究竟爱不爱音乐？
过去15年间，无数证据表明中国人是爱音乐的，这也意味着人们应该支持的市场不仅在现在，也将在未来。这一市场需求无法支撑2017年那离谱的livehouse及音乐节数量，但完全足以支持一个合理的数量。
第一财经：你谈到Ofo的教训，似乎也洞见到中国音乐产业的一些潜在危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音乐产业要平稳发展，要迎来更好的未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马克思：共享单车Ofo作为一个典型例子，鲜明地展现了中国商业运作中存在的深层的、严峻的问题。一旦一个新兴产业看起来有盈利或是发展的空间，一大帮有样学样的大财团纷纷都冒出来企图分一杯羹，产业竞争就成了心理战：当其他人都消耗完了最后的资源，活到最后的那个便成了赢家。
我们已经在过去三年里各大音乐节的纷争中见识了这一幕，而问题是，一旦这场战斗结束，消费者也跟着进入了“宕机”状态。因为他们已经被恶劣或低级的体验/产品给折磨得筋疲力尽，精明理性的投资者也对市场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损失惨重。而那些幸存的品牌，也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继续让产品保持有趣、有新意。
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并不会给音乐行业带来很大改观。而且看起来，各大企业家和投资人也不能明哲保身。资本市场可能太缺失规范了，原创概念可能也太缺乏保护了，如此之大数额的资金浪费是罪恶的，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
（本文图片均由开功SplitWorks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