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9月13日 / The Telegraph
“中国的发展很摇滚——但请别期待音乐演出市场也能如此”
以下是完整文章的中文翻译，欢迎阅读
中国创造发展神话——但请别期待演出市场也能如此
中国或许没有Glastonbury或V这样的大型音乐节，但Split Works的Archie Hamilton正在这个环境里尽力打造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新兴的音乐演出景象。
他坐在椅子上，思考着关于中国音乐市场的林林总总。“你经常赚不到钱。非常非常少…事实上，从不赚钱，”他笑着说。
他的公司Split Works是中国最大的独立音乐演出推广商，这意味着公司或多或少为这个大国的音乐演出事业发展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2006年由Split Works举办的十跃音乐节是当时中国第二（或第三）大型现场音乐节，包括Faithless和Talib Kweli等国际知名艺人被邀请与国内音乐艺人在音乐节上同台表演。
然而仅仅是今年，就有70个音乐节在中国开展，其中许多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Sinead O’Connor上个月在苏州古丝绸城的演出还是作为一个房地产商宣传策略的一部分得以展开。
“当我四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上海仅仅只有育音堂一个现场演出场地，为了配合旁边宜家的营业还提前四个月开业。它看上去就是个库房，面积是我办公室的两倍大。他们提供廉价啤酒。场地没有任何装饰品和家具，洗手间也是简陋至极。这就是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当时仅有的一个现场演出场地，”34岁的Mr Hamilton说到。
即使早在1956年的全国音乐工作者组织演讲上，毛泽东就提过：“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欣赏外国音乐或者不了解怎么表演外国音乐，都是不好的”，现今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对现场音乐演出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怀疑他们能导致敏感或不允许的情况在中国发生。
在80年代，当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官方歌曲和音乐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时，中国摇滚乐渐渐流行起来，从质朴大气的西北民谣（被称做西北风）发展到明显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囚歌音乐和表达对大环境失望沮丧的情绪发泄。崔健的一无所有，成为了当时天安门事件的非官方主题旋律。
经过了这次事件，中国权威开始对演出解禁，允许在大型场地举办音乐演出。然而，多年过去后，官方又重新对国际艺人在中国演出加以限制和控制，直接导火索就是Bjork事件。冰岛音乐家Bjork在2008年的上海演唱会上，在其Declare Independence一曲中喊出了“西藏！西藏！”的敏感口号。
Mr Hamilton说到，音乐传播现在由电视功能来代替满足了。“政府通过官方媒体渠道推动本土娱乐事业的发展，像CCTV和上海Media Group。这里没有反抗和异议。他们的大型演出能把30个明星组织起来，在录音伴唱的情况下做到一人一曲的快速大杂烩式演唱，”他说。
同时，中国新兴音乐人的推广事业缺乏真正的音乐市场支持。中国的乐迷们从网上免费下载歌曲，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支付观看演出，享受酒水，甚至是演出结束后的车费。Mr Hamilton承认，Split Works在十跃音乐节上损失了“很多的钱”。
Kevin Fritz导演了介绍中国摇滚乐情况的纪录片Wasted Orient，他说：“这一切并不光彩。它是污粹的。它充满了绝望和悲观。这个社会不需要摇滚乐，公众对它充满了冷漠和置之不理的情绪。”
在策划演出方面，Split Works从赞助商那里获取活动资金，借助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影响力联手打造中国现场演出事业的新局面。“电视广告费用贵得离谱，平面广告也是，而且他们并没有精心准备。作为一个品牌，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我的想法是给予这些品牌富于实验性和挑战性的选择。我在提案中通常提到：‘你希望自己的品牌成为创造中国现场音乐市场的一部分吗？’”
这个主意是从Mr Hamilton早年在Chamonix举办的滑雪音乐节上获得的灵感。“90年代末期大品牌对极限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决定在堆满积雪的山上举办party正符合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开始向我们进行大把的投资。最后，我们以可观的投资回报向他们证明了这种模式是可行的。”
然而，在经过金融危机后，资金开始锐减。“我们损失了价值约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交易（约合970万欧元），”Mr Hamilton说。“我们去年的业务量几乎缩减了四倍。”他注入私人资金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行，抱着对亚洲市场会从萎靡状态中恢复的坚定信念。
“资金问题一直充斥在我们的脑海里。这种流失情况持续到了2008年11月。尤其是在中国。人们在没有计划的投资。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市场，所以只要我们投入就会有回报。’这是典型的网络泡沫经济思维方式。但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吧，这种方式对任何人都不会起作用。现在每个人都变的更谨慎了，”他说。
限制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实际上打造了属于我们的第一个演出场地，”Mr Hamilton提到。“我们没有适当的许可权来选择场地。我们也没办法申请。安排一场国际演出你需要与拥有专业演出执照的场地合作。但对于演出场地来说，申请这些执照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在搭建与消防部门和公共安全部门的关系上。而且地方政府倾向于将你控制在中间地带。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情况超过了控制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你倒闭。如果当地群众对此有抱怨，他们甚至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来决定你的去留，”Mr Hamilton补充说。
对于英国商业贸易来说，根据中国法律程序获取合法经营是一项困难，昂贵，长期的工程。Mr Hamilton对此有一些建议：“中国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很容易获得宽恕和谅解。”经过这些年，音乐演出市场在中国良性发展，已经成为了“精神建设的一部分”，他补充说。“如果你获得了成功，中国的公司会承认这个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因为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这个建议对于公司企业的关键在于，Mr Hamilton说，随时记住在中国只有签订了合同后才会开始履行义务和职责。“我们2007年为Sonic Youth的演出预定了上海剧院，而且他们似乎也很满意4万人民币的演出场地租金费。因此，我们开始了市场宣传工作。然而计划改变了，我们又不能要求乐队相应的调整，因为我们与之有合约。上海剧院要求我们提供350个“政府席位”，而我们总共只有1600个席位。我们答应了这个要求。一星期之后他们又要求提前分享20％的演出纯收入。这还是发生在我们实际开始售票前，”他说。
最终演出票售完了，另有120张票单独销售。Split Works可以在演出当晚的上海剧院售票房销售这些门票吗？“当然了，他们说了，为了另外的20％。”Mr Hamilton笑道：“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损失了大量的收入，但我们仍然享受到了音乐演出带来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