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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iel Davis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戴子文”。他戴着黑色毛绒帽子，留着络腮胡，看起来和那些总是在北京南锣鼓巷胡同中出没的人们一样。
他是Split Works的创始人、营运总监，正忙着11月中旬美国摇滚乐队The Fray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戴子文也因此在两个城市间飞来飞去，焦虑不堪。批文要在演出前一周才能拿到，所以在此时，演出前第十天，北京演出的票务还不能开放。而一旦许可拿到手，他就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售票以及演出的所有后续事项。
这是The Fray第一次在中国巡演，也是其全球巡演亚洲站的一部分。但这次巡演没有任何赞助商，是它们在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这也意味着，承办演出亏本的可能性非常高。
2012年6月，“中票在线”上曾经出现过The Fray可能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的预售信息，最低票价380元，后来因为“不可预知的”原因“推迟了”。此后不久，Split Works收到了The Fray的经纪公司Paradigm发来的邀请邮件。和一些独立乐队相比，The Fray几乎可以算“流行乐队”了。他们的《How to Save A Life》曾获得过Billboard榜的第三名，也是《实习医生格蕾》的插曲；另一首《You Found Me》则出现在了《吸血鬼日记》、《迷失》和《变形金刚》里。
因此，戴子文立刻决定接手这次演出。
Nathaniel Davis
他把这次The Fray的演出地址定在了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北京的糖果三层，分别发票1000张和1200张。但相比传言中最低380元的票价，预售200元、现场260元的票价，让一些想去看The Fray演出的人有些吃惊。9月25日刚在上海举办完演唱会的Maroon 5，虽然最低票价接近300元，但最高的为3500元。
Split Works另一位创始人、常务董事韩启（Archie Hamilton）说：“我不希望票价很贵，只有一半人来。我宁愿票价降一半，有两倍的观众可以来听。”
Archie Hamilton
随着Live House以及各种名字的音乐节接连举行，这些原本小众的音乐厂牌的名字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它们大多数都成立于2006年后。Split Works也是如此。
那是独立音乐的单纯理想在音乐行业下滑时，终于破灭的时候。此前几年里，早期的独立音乐公司大多数都因为无法盈利，面临资金危机。一部分消失，一部分转向流行音乐，一部分则开始进行商业运作。2005年，京文唱片与艺能并购，嚎叫唱片也正式独立，尝试改变此前不稳定的运营模式。直到2008年，它的状况才有所好转。
李博弈说：“那时候，中国虽然有好的乐队，但是酒吧太乱，只有清华西门附近的愚公移山的前身还有点儿搞音乐的样子。”他本名Charles Saliba，是兵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Split Works相反，他们希望能把中国的独立音乐卖到海外市场。
Charles Saliba (李博弈)
2006年李博弈来到北京，遇到了他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Mcihael Pettis。
Michael Pettis曾在纽约从事过投资，现在是卡耐基基金会的高级副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教授。1980年代，Michael曾在纽约开了Sin酒吧—摇滚乐队Sonic Youth早年演出的酒吧之一。在2006年一个醉醺醺的晚上，Michael提议，嘿，我们在北京也开一个酒吧吧。
2006年5月1日，D22在五道口开张了。主要是朋克和摇滚乐队驻场。开酒吧的钱还有一部分都借自朋友们，Michael和李博弈对朋友们说：“我们向你借来的钱，是要投资在中国的音乐产业的，可能会翻倍还给你，不过也很可能就没有了。”他们起初筹集到了20万美元，之后也有朋友还愿意再给一些补充，不过总的来说，后来这些愿意投资的人越来越少了。
1年后，D22被叫做“北京最好的音乐Club”。准确来说，D22更像是Live House。和D22相似的是MAO。它是千叶和利于2007年投资建立的，位于南北锣鼓巷之间。初期投资400万元人民币，在3年后开始盈利。
这些Live House为独立音乐提供了演出场所，也为它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Split Works现在每年平均要在小规模的live House承办50场国外乐队的演出。对于Michael和李博弈来说，这是一个机会。2007年，他们创办了兵马司。
大部分签约乐队的唱片在中国录，一张唱片的制作成本在2万元左右。兵马司曾经为旗下三支乐队找到大牌制作人如Wharton Tiers、Martin Atkins来制作。这样的唱片的制作成本最低就达到了3万美元，以一张CD的销售价30元计算，卖出6000张唱片才能收回制作成本。同时，它们还和网络发行商IODA合作，后者是把唱片发行到国外的重要途径。
同时，就像所有独立厂牌那样，音乐节是最好的推广途径。
2009年开始，兵马司每年都会带乐队去美国SXSW音乐节演出。从2009年的P.K.14和Carsick Cars两支乐队，到2012年的五支乐队。它们还联合其他公司的乐队或者独立乐队一起，在SXSW举办China Night。但是相比Japan Night，前者还不是音乐节的热点。
韩启从20岁的时候就在极限运动、音乐节之类和年轻人打交道的领域做销售和推广。他觉得，这有两样好处，一方面是，培养足够多的人来一场演出，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体验这种生活，这样他们才会成为回头客，这是教育市场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在茫茫的听众里，可能潜在着Split Works另一块业务，也是盈利的重点业务—音乐咨询—的客户：时尚品牌们。
在公司创立之初，韩启就打算在中国做外国独立音乐演出。当时，戴子文还开着名叫“三个勇敢的人”的演出技术支持公司。“我们决定先和品牌合作，因为我们没钱，想用品牌的钱来做我们想干的事儿，虽然会有点儿限制……但是，It’s okay。”戴子文说。
韩启和戴子文做了一份提案，发往了10个他们认为可能愿意代言他们的活动的品牌。当时在鸡尾酒品牌百加得（Bacardi）担任品牌经理的吉杰喜欢这个提案，并获得了上司的许可，正式与Split Works开始合作。在2006年到2007年，Split Works为百加得完成了一系列名为“Bacardi sino sessions”的演出。他们挑选并运营了六支乐队，在北京和上海共举办12场live show。戴子文还记得，2006年12月他们做了第一场秀，是英国乐队MaximoPark。
但双方的合作大概持续了1年后，戴子文和韩启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做独立的音乐推广人，不能光为品牌做代言，而是为自己做演出。我们想要人们认出，哦，那是Split Works。所以，我们来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推广吧。”
真正决定做之前，两人还是有点儿担心，这很有可能会赔钱。因为推广公司需要给乐队一笔保证金，保证能卖出去足够多的票。此外票的定价对他们来说也很难。还有选择合适的推广方式，连拿到许可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但是，戴子文觉得，“所有这些乐队都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代表了我们自己的品味，我们慢慢就会成为‘taste maker’，当人们听到Split Works，他们会说，哦，那个公司我知道，它们推广不错的音乐。他们不一定了解每次我们推广的乐队，但是会信任我们的品牌。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人们能认出我们。”
2007年，Sonic Youth在上海和北京演出。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仅仅是在独立音乐圈喊了一声：“我是Split Works！”
他们得想办法赚到钱。
2009年，为了让业务结构更加清晰，Split Works成立了分公司Splatter，专门和品牌合作，为苹果、OPPO、H&M等等公司从事音乐资讯和品牌推广。加上专门从事巡演运营的Schorch和音乐播客Wooozy，Split United成为了一个相互支持的综合体：品牌代言带来财务上的周转，独立音乐推广打造品牌，音乐博客保持品位，而负责巡演的运营部分则提供后方的支持。
在这几年中，Split Works举办过2场大型的音乐节，2007年的“跃”和2011年的“黑兔”，为大大小小的音乐节输送过很多外国艺人，比如被Archie在德克萨斯州的大型音乐节SBSX上发现并传奇般在中国一手捧红的美国甜妞Laura Jansen，每年举办50场各类演出。
在所有内容中，音乐咨询公司Splatter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5%以上。而综合6年来看，虽然近年开始有盈利，但是总投资依然大于总收入。
兵马司也没有能够赚钱—尽管它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独立厂牌之一。这几乎是必然的，它有一个所有音乐公司最不希望遇到的问题：乐队不稳定。
它们的签约乐手很年轻，很多都拥有高学历，还有人在微软工作。并不是以前人们固有概念中那种热爱流浪的摇滚青年。但在这些人的理想主义背后，兵马司旗下的这些小众乐队们显得更加混乱：有时候一个人同时参加三五个乐队，有的完全不在意市场，一心做自己的实验音乐；有的乐队则不停地换人……这使得兵马司虽然拥有三十多支乐队，但管理起来非常困难。这种状况下，很难培养出能带来稳定收入的“王牌乐队”。
现在，这家公司除了乐队之外，还有一个酒吧，和2008年成立的经纪公司S.D！（Sound Destruction!）。李博弈说：“我们可能能赚到够打车的钱、够吃饭的钱，但是更多？没了。”他认为，音乐产业在改变。未来人们将来会选择去现场看“被挑选过的”、“有品质的”音乐，并形成这样的习惯，这样这个产业的产业链也会完善，他们将来必然有钱可赚。
韩奇对自己的现在很满意，“这里有机会，我们自己的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所有的事都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做的事在英国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做到，但是我在中国6年就做到了，我们在创造历史。”
但现在，音乐还不是为它们带来利润的生意。